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大国经济的波动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十分关注世界经济形势，正确处理我国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避免外部各种风险和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一、在虚拟经济的背后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但这次金融危机有其特点，是由次级房贷泡沫破裂引发的，是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自我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家，能源、钢铁、汽车等都居世界首位，但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

由于虚拟经济疯狂发展，实体经济严重下降。欧洲本来是最早工业化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后来制造业逐步衰落，第三产业上升为主要地位。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控制掠夺世界。但房价不涨反跌，贷款者无钱还贷，金融衍生品泡沫被捅破，于是危机爆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债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策源地。

1974—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由6800亿美元增至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负债21.7万美元。美国财政部每年必须再支付其债务的一半以上，国债券利息占到债务负担的34%。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权力控制了资本与劳动，取缔了自由交换体系，否定了契约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与动物的觅食并无差别，劳动是痛苦、劳累的，直到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性这一说法，颠覆了几千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假定。劳动除了维系个体的生命存续之外，还要为组织的生存提供物质财富，这些组织可能是氏族、部落、城邦或者现代民族国家。当下中国的确存在着仇富或者仇官的现象，但是仔细剖析来看，人们并不是仇视财富或者权力，而是来路不明的财富与滥权行为，是特权对契约的践踏。西班牙等国僵化的用工制度，捆住了政府与资本的手脚，经济低迷，劳动者的福利成为无源之水。

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劳动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任何一方的膨胀都会形成特权，都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特洛伊木马，而资本和权力几乎为少数人掌握，相比于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普罗大众而言，资本与权力联姻形成的特权更值得人们警醒。

无论农民还是企业家都是劳动的参与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目前很难断言，企业家而不是工人创造了财富，而是一个复杂、抽象的劳动系统创造了财富。迄今为止，由分工、交换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最具创造力的财富创造形式，因为它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成果，激发个体与组织的劳动热情与创造力。薛涌先生提到的东欧农奴制再版，根本上是权力驾驭了劳动，超经济强制与剥削使东欧与市场经济秩序擦肩而过。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在于，当下中国，企业家与市场制度要比劳动更重要，为了纠正过去几十年中极左思潮的毒害，矫枉须过正。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石就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制度基础上的交易体系，市场经济秩序的失败在于金钱与政治特权的侵蚀。茅于轼先生获得弗里德曼奖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奖项本身，最终落实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而将三者勾连一体的是高度抽象化、非人化的法律与货币。新富阶层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自立，遑论独立，以脚投票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开放、透明的制度之下，才能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以致于畸变。在此前提下，无论企业家还是工人都是劳动的参与者，如何使劳动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就变得重要而急迫了。

依笔者浅见，这场辩论的焦点在于劳动是什么？从原初意义上讲，劳动就是人们改变事物自然状态的活动，劳动是人生命延续的内在要求，如阿伦特所言，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疾消耗掉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论述道：财富分配的不同与不平等是造成党争的最重要原因，为了维系共和政体的秩序，需要将党争与党派精神带入立法和日常活动之中。

劳动从干活儿这样比较具体的层面上升到工作、创作等比较抽象的层次，可以说，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劳动更加多元与抽象，劳动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界，而更多的是人造世界。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资本过度膨胀以致异化，不断销蚀政府权力，而且也能吞噬劳动。当下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特权，公权力私有化造成一个如卡夫卡所描述的城堡，公车、特供、专用等催生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任何经济活动中都有一张无形之网。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边界，任何一方的膨胀或者两者的勾结都会造成市场秩序的崩坍。进而言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似乎是西北欧国家的特权，对于这个问题，同获弗里德曼奖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认为，正规的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的诞生地。笔者认真拜读了薛涌、茅于轼、李华芳等众位学者的宏文，深受鼓舞。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任何劳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劳动也有了不同的内涵。消灭特权，才能让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断积累与增殖。

市场体系的基石在于否定了特权，确立了市场参与者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此为基础缔结了交换契约。愿作续貂小文一篇，以表达个人浅见。

权力与资本的代理人所付出的劳动借助特权而无限膨胀，而无权之人的剩余价值被超经济强制与剥夺。契约，只是一种虚拟的合同，但是却是防止特权的根本之道。

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劳动笔者认真拜读了薛涌、茅于轼、李华芳等众位学者的宏文，深受鼓舞。西班牙等国僵化的用工制度，捆住了政府与资本的手脚，经济低迷，劳动者的福利成为无源之水。薛涌先生提到的东欧农奴制再版，根本上是权力驾驭了劳动，超经济强制与剥削使东欧与市场经济秩序擦肩而过。

劳动从干活儿这样比较具体的层面上升到工作、创作等比较抽象的层次，可以说，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劳动更加多元与抽象，劳动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界，而更多的是人造世界。当下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特权，公权力私有化造成一个如卡夫卡所描述的城堡，公车、特供、专用等催生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任何经济活动中都有一张无形之网。

市场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而将三者勾连一体的是高度抽象化、非人化的法律与货币。市场体系的基石在于否定了特权，确立了市场参与者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此为基础缔结了交换契约。

劳动除了维系个体的生命存续之外，还要为组织的生存提供物质财富，这些组织可能是氏族、部落、城邦或者现代民族国家。比如当下中国随处可见的面子工程，无法进入市场体系之中，它只是僵死的财富，没有创造力。

权力、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边界，任何一方的膨胀或者两者的勾结都会造成市场秩序的崩坍。权力与资本的代理人所付出的劳动借助特权而无限膨胀，而无权之人的剩余价值被超经济强制与剥夺。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与动物的觅食并无差别，劳动是痛苦、劳累的，直到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性这一说法，颠覆了几千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假定。契约，只是一种虚拟的合同，但是却是防止特权的根本之道。

新富阶层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自立，遑论独立，以脚投票便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在此前提下，无论企业家还是工人都是劳动的参与者，如何使劳动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就变得重要而急迫了。

进而言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似乎是西北欧国家的特权，对于这个问题，同获弗里德曼奖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认为，正规的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的诞生地。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石就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制度基础上的交易体系，市场经济秩序的失败在于金钱与政治特权的侵蚀。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任何劳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劳动也有了不同的内涵。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开放、透明的制度之下，才能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以致于畸变。